刘莉莉：培养出“于漪式”好校长难在哪里？

今天，当我们深切缅怀“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时，也许应该追问：在我们的办学条件、资源较之过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今天，为何像她这样“一身正气立校、以生命歌唱育人”的好校长，似乎愈发稀缺？这并非“今不如昔”的简单慨叹，很可能是一个亟需我们求解的时代命题。

于漪执任校长的年代，物质虽然匮乏，但人们的精神追求并不缺失，她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关系”，而是用最朴素的方式，仅凭一腔正气、一身表率，就能凝聚人心。反观今天，校长们也常会抱怨，自己身处“多重期待、多重压力、多重约束”的复杂场域，难以自拔。但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教育家，既要有挣脱现实桎梏的勇气，也离不开制度重构的支撑，更需具备自我形塑的定力。唯有三者协同，方能让教育家精神穿越时代，薪火相传。

好校长要破除功利化评价的“绑架”

相比于漪时代，当下的校长既幸福，责任也更重大。“幸福”是因为如今的教育资源十分丰富，教育辅助手段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校长面对的桎梏也不少。首当其冲的，便是评价功利化的绑架。

相当一段时间内，社会将名校校长视作教育家的首选，治理能力也被简单等同于提高升学率与在各种评比中获得大大小小的荣誉。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政绩”，很多时候却反而背离了学生生命成长与教师精神追求的初衷。当校长的职业发展系于短期指标，其精力自然从“培根铸魂”转向“达标工程”，育人初心易在功利追逐中迷失。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会不敢、不能、亦不愿成为教育家。

加快多元评价转型，破除功利化导向枷锁，是培养好校长的基础。但是破局仅靠某些校长的个人努力远远不够，更需要从制度层面为校长的成长创造空间。2026年2月，中办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可说是从国家层面为这场制度重构提供了顶层设计与刚性支撑。政绩观树得正，办学才过得硬。

各级政府正加大力度推进“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的落实检查。《通知》中明确的五大行动与二十项负面清单，有望逐步纠偏功利化的政绩观，让校长得以摆脱数字的束缚，将精力聚焦于学生成长、教师发展与学校内涵建设，全身心投入做一名真正的校长，回归教育管理者的初心本位。

在功利化、同质化的教育环境中，好的校长要成为教育家，就要有敢于突破时代、功利、世俗、条件的勇气与远见。这份“超越”，是对教育本质的清醒认知：当社会追捧分数、名校、升学率时，真正的教育家能穿透潮流表象，把学生的终身成长放在首位，敢于对“大家都在做的事”说“不”；当评价体系倾向于看得见的“政绩”时，他们能沉下心来，做那些短期内看不见但长远至关重要的事——滋养学生的心灵、涵养教师的专业成长、塑造学校的文化底蕴；当条件受限、资源不足时，他们不拿“客观困难”当借口，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无限的可能。他们不盲从、不跟风，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在无人敢行之处踏出正道。

好校长不应被超载的“角色”所消耗

在与一线校长们相处过程中，我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想要单纯地做个校长太难了！校长的精力不仅要投入在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课堂教学和学校发展上，更是要长出“三头六臂”，面对各种与教学看似并不相关的琐事。

的确，如今校长被赋予社会活动家、危机公关者等多重身份，既要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争取办学资源，又要严守分数底线、打造学校特色，乃至从单校管理延伸至多校统筹，责任边界无限扩张。在事务性工作的裹挟中，教育热情与专业思考不断被消磨。

破除此类顽疾，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要推进依法治校落地，建立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国家在保障教育投入的同时，需有序打破行政化束缚，将管理重心下移，赋予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改革、教师发展等方面的自主空间，让校长从繁杂的行政指令中解脱出来。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机制，规范决策流程、明晰权责边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同时建立科学的免责与风险分担机制，让校长卸下“无限责任”的重担，在法治框架下敢于担当、大胆改革。

我们今天不缺乏踏实做事的人，但缺乏的是敢于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并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校长。这体现在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把每一件小事做实、做深、做透。教育无小事，校长的教育理念最终都要落地于日常管理的点滴之中：一次与学生的谈心、一节推门听课的反馈、一项制度的优化完善，无不折射出教育者的温度与深度。所谓“担当”，是敢于挑战自我，承担责任，这样才能为学校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

于漪老师与青年教师交流

好校长要懂得摆脱风险复杂化的束缚

当下学校面临舆情、安全、法律等多重压力交织。家长维权、媒体监督、各类检查评估，让校长如履薄冰。为规避风险，不少校长选择保守行事，不敢改革、不愿创新，担当精神与教育理想在无形中消解。

培养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好校长，需要整座城市、乃至全社会营造宽容支持的社会生态。教育家是在良性社会生态中孕育的，这种生态超越冰冷的制度条文，根植于社会的包容、彼此的支撑与深厚的文化土壤，是教育家敢想敢拼、守正创新的底气所在。

这一方面需要重塑社会认知，让公众理解校长首先是“教育者”而非“行政官”，行政部门则应成为校长的“后盾”而非“甩锅者”。另一方面需要优化舆论生态，为校长留出容错空间，使媒体监督秉持建设性、家长维权回归法治化、让校长在风险与改革之间找到平衡。同时，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支持网络，将校长从“单打独斗”的疲惫中解放出来，使其集中精力做真正的教育。

此外，校长也要意识到，教育家绝非事务型劳模或经验型专家，而是具备高度自觉的思想者、实践者与示范者。教育家型校长要有对自身教育实践系统梳理和提炼的觉醒，不满足于“会做”，更要追问“为何这样做”“还能怎样做”，将碎片化的经验升华为系统化的认知。与此同时，校长要认识到，“修己”方能“安人”。既要有面对诱惑时对教育常识和教育规律的自我坚守，还要转化成在日常言行中的严谨和专注。

于漪先生用一生证明，校长是学校的精神标杆。以身作则，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做给你看、跟着我干、向我看齐”的无声引领。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以人格自觉彰显教育风骨，方能在知行合一中构建原创体系，彰显教育家独有的智慧深度与实践力量。

于漪先生虽逝，但她的精神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教育前行的道路。在这个呼唤教育家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复刻于漪先生的言行，而是要接过这束光，以自我形塑回应时代之问，以永续精神守护教育本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告慰先生，才能让真正的教育家精神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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